歐陽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世稱歐陽文忠公。吉州廬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
歐陽修生于綿州（今四川綿陽），四歲喪父，隨母生活，家貧好學，讀《昌黎先生文集》而通古文。天圣八年（1030年）進士及第，任職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西京留守推官。景祐三年（1036年），為范仲淹鳴不平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慶歷三年（1043年）支持范仲淹慶歷新政，提出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新政失敗后被守舊派攻訐為朋黨，被外放滁州、揚州等地，在當地實施寬簡政治，減輕百姓負擔。至和元年（1054年）以翰林學士身份編寫《新唐書》。嘉祐二年（1057年）主持禮部貢舉的進士考試，排抑“太學體”，使文風為之一變。嘉祐[yòu]五年（1060年），升任樞密副使，次年拜參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他力主尊英宗生父濮王為“皇考”，卷入濮[pú]議之爭，最終歐陽修起草的詔書得到曹太后簽押。他的政敵由此心生不滿，利用謠言毀謗歐陽修。雖最終查明只是謠言，但歐陽修因此心生倦意，自請辭官，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后又改任青州知州。熙寧四年（1071年），因不認可王安石的變法，遭其詆毀，而堅決請辭，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修逝世，享年六十六歲。累贈太師、楚國公，謚號“文忠”，故世稱歐陽文忠公。
歐陽修歷仕三朝，為官期間勤于政事，積極參與并倡導朝政改革；在地方為政寬簡，歷任滁、揚、潁、毫、青、蔡及應天府七郡，因地制宜，力求有所作為。他的政治主張以整頓吏治、優選人才為核心。晚年政治態度有所變化，力主從穩健中求變，是一個務實、穩健的改革政治家。歐陽修的功績主要在于其文化成就，他通過改革科舉考試取士標準，積極領導并推動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扭轉了多年以來的文壇積弊。選拔舉薦了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等一批北宋杰出人才，他們使中國傳統文化在宋代達到了新的高峰。歐陽修性格剛直，謙虛謹慎，待人寬厚，樂于獎掖后生，洋溢著士人領袖的人格魅力，帶動了以崇尚道德人格為特征的一代士林新風的形成。
此外，歐陽修在文學、史學、金石學、經學等多方面都有著很高的成就。他在散文方面建立了平易流暢、委曲婉轉的文風；詩歌方面，使宋詩開始散文化、議論化，奠定了宋詩現實主義的基礎；其詞作題材風格多樣，具有民歌風味，還擴大了詞的抒情功能，改變了詞的審美趣味。后人將其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史學方面，他提出“正統論”學說，并主持撰寫《新唐書》；獨自編寫《新五代史》。金石學方面，他撰寫的《集古錄》成為金石學開山之作。經學方面開創了宋代質疑經典古籍的風氣，以及以個人理解論述詩文之風。
早年經歷
歐陽修，字永叔，生于宋景德四年（1007年）六月二十一日寅時，當時他的父親歐陽觀正在綿州擔任軍事推官。歐陽修四歲時，其父移監泰州軍事判官，卻逝世于任上。他的母親鄭氏便帶著歐陽修前往湖北隨州，投奔叔叔歐陽曄。
鄭氏一直守節未嫁，在家親自教歐陽修讀書學習，因為家中貧窮買不起筆墨，鄭氏就用蘆葦稈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她常用歐陽觀的處世事跡，教導歐陽修要為人仁厚，為百姓謀利。歐陽修自幼聰敏過人，讀書過目不忘。十歲時家里越發貧窮，常去隨州大姓李氏家中借書抄誦，偶然在此得到唐朝文學家韓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他讀而心慕，日夜通讀，以追求其精妙。在之后的詩作中表現出有大人的風范，當地的都官稱他是奇童，有朝一日會聞名天下。
學優入仕
歐陽修的科考之路并不順利，當時科考流行“駢文”，歐陽修受到韓愈的影響擅長古文。這樣的寫作方式導致他在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的考試中，都先后落榜。歐陽修在這之后總結經驗，潛心研究駢文寫作。天圣六年（1027年），歐陽修帶著駢文作品《上胥學士偃啟》前往漢陽拜訪胥偃，胥偃看過他的文章后贊不絕口，稱他將聞名于世，當即收他為弟子。同年冬天，歐陽修跟隨胥偃前往京師，參加天圣七年（1028年）的國子監解試、廣文館試均考中第一，成為監元和解元。次年正月參加禮部考試，此次試題為主考官晏殊精心設計，題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考試時，歐陽修向晏殊表示，司空一職最早出現在周代，那時卻不掌輿圖，直到漢代才掌握，并問其寫周代還是漢代的司空。晏殊表示在場考生中唯有他發現問題，并表示需要撰寫周代的司空。歐陽修因此考中第一，成為省元。之后參與殿試，獲甲科第十四名，榮登甲科進士，自此步入仕途。
天圣八年（1030年）五月，歐陽修任職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于次年三月抵達洛陽。由于他的上司西京留守錢惟演擅長詩文，喜好招攬文士，其幕府聚集了梅堯臣、尹洙、謝絳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文人。歐陽修常與他們宴飲出游，詩詞唱和，寫下一大批吟詠唱和、送友贈別之作，如《七交七首》《與梅圣俞四十六通》等作。這一時期奠定了他文學創作的堅實基礎，他的詩文也開始聞名天下。同年，歐陽修迎娶恩師胥偃的女兒為妻，但成婚不到兩年，他們所生幼子尚未滿月，胥氏便去世了。景祐元年（1034年）五月，歐陽修任職期滿回到京師，入試學士院，授宣德郎、兼監察御史、館閣?？钡嚷殻瑓⑴c編修《崇文總目》。隨后再娶諫議大夫楊大雅之女。次年，歐陽修與太學體代表人物石介開始書信往來，在文學、儒學、書法等方面展開思想交流。九月，楊夫人卒。
直言遭貶
景祐三年（1036年），時任天章閣待制、開封知府的范仲淹呼吁改革，對宰相呂夷簡提出批評，因此被貶饒州。朝中官員如余靖、尹洙都上疏為其辯解，唯有左司諫高若訥力主貶黜。歐陽修對此寫下《與高司諫書》，斥高若訥不知羞恥，這一行為引起時人議論。隨后，高若訥將此書交給仁宗，表示歐陽修攻擊天子，惑亂眾聽。歐陽修遂被貶為峽州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時任漳州軍事判官蔡襄特作《四賢一不肖》贊揚歐陽修等人敢于直諫的行為，歐陽修名聲更加遠揚，連契丹使者也買下《與高司諫書》抄本，貼于幽州（今北京）驛舍的墻壁上。
景祐三年（1036年）十月，歐陽修抵達夷陵，峽州知事朱慶基特率其同僚下屬前來迎接，歐與其結為好友，還與峽州軍事判官丁寶臣、峽州軍事推官朱處仁等人相交，談論學問，關系甚佳。歐陽修在夷陵勤于職守，一日翻閱舊案卷宗，發現其中冤假錯案數不勝數，表示如此小縣，尚且如此，可見全國各地的情況不容樂觀。于是立下遇事定要謹慎，絕不疏忽對待的誓言。他由此對民生疾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從“道德文章”轉向了“多教人吏事”，這一時期對他日后的仕宦生涯與文學創作傾向產生了深刻影響。他還寫下了許多表現當地風土人情和自己切身感受的作品，如《峽州至喜亭記》《夷陵九詠》等五十多篇文；膾炙人口的《戲答元珍》也寫于此時，其名為戲答，實則包含了嚴肅的政治主題。景祐四年（1037年），《新五代史》也開始執筆，三月，歐陽修續娶薛奎之女，年底遷任乾德（今湖北）縣令。
寶元三年（1040年）春，歐陽修前往滑州（今河南滑縣）就任武成節度判官。此時，宋與西夏開始交戰，宋將不敵，仁宗為此下令重開言路，廣納賢才。五月，范仲淹受任龍圖閣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他就職后聘請歐陽修為書記官。歐陽修笑而謝絕，說他當日的舉措并不是為了一己之利，雖然同時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時升遷。六月，歐陽修回到京師，復任為館閣校勘，繼續編修《崇文總目》，借廣開言路之機，遞呈《通進司上書》，為增強宋朝軍事防御能力獻計獻策。
投身新政
慶歷元年（1041年），《崇文總目》編纂[zuǎn]成書，歐陽修改任為集賢校理。一位名叫曾鞏的太學學生攜其所作雜文時務策兩篇，向歐陽修拜師。歐陽修見其文采斐然，欣然收為門生，悉心指導。次年四月，宰相呂夷簡推薦富弼前往契丹議和，富弼是朝中為數不多敢于直諫且受到重用的大臣。歐陽修便援引唐人顏真卿使李希烈遇害的故事，上書阻止富弼出使，但被呂夷簡截留不報。五月，歐陽修再遞呈《準詔言事上書》，指出解決內外交困的根本方法是加強君主集權，但如同《通進司上書》一樣，沒能得到朝廷重視。八月，歐陽修上書請求外任，就任滑州通判，十月到任。
之后局勢逆轉，宋朝連年與西夏用兵，致使國庫空虛，民生艱難。有識之士皆站出來指摘時弊，控訴呂夷簡玩弄權柄，禍亂朝綱。在舉國上下強烈的改革呼聲及輿論壓力下，仁宗于慶歷三年（1043年）初罷免呂夷簡，并下令廣開言路，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時人多舉薦歐陽修。三月，歐陽修從外地被召還朝廷，轉太常丞，兼掌諫院。仁宗多次召見歐陽修詢問其治國執政之事，探討改革事宜。歐陽修便多次上疏就相關問題向仁宗進言，第一次上殿便提出改善吏治的方針，隨后三次上疏要求對現任官吏進行全面核查，選出精明能干的人才。如《論按察官吏第一狀》《論按察官吏第二狀》《再論按察官吏第二狀》。九月，范仲淹發起慶歷新政，以整頓吏治、解決冗官、冗兵、冗費問題為中心改善朝政，挽救宋朝政治危機。歐陽修等人的主張雖深受仁宗認可，但由于朝廷守舊勢力強大，這些政策在推行時屢屢受阻。歐陽修再寫下《論李淑奸邪札子》《論呂夷簡札子》等文，直指當朝官吏，有些官員便將他視作仇敵。仁宗賞識他敢于直諫，特賜他五品服飾，還對侍臣表示：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并破格升歐陽修為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使他以諫官和知制誥[gào]兩重身份參與“新政”活動，既充當改革派在仁宗身邊的耳目，也是改革派的發言人，能夠直接參與新政施行。此外，歐陽修于這一時期寫下十卷奏疏，都是針對時弊的重要政論文章，表達出他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慶歷四年（1044年），歐陽修起草《詳定貢舉條狀》，從人才培養到人才選拔，提出了一套切實可行的改革措施。受到仁宗肯定，于四月以《頒貢舉條制敕》之名，作為新的科舉考試條例正式發布頒行。
當初范仲淹被貶饒州之時，還有尹洙、余靖也因上疏營救范仲淹被斥退，這場原本是范、呂兩人的矛盾因更多人的加入變成了朋黨之爭，而他們作為支持慶歷新政的主力，被時人斥責為“黨人”。歐陽修于是在慶歷四年（1044年）作《朋黨論》一文進呈仁宗，文中寫君子以志同道合結為朋黨，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結為朋黨，來反駁批評他們的言論。四月，歐陽修出使河東（今山西西南部），考察西北邊境麟州（今陜西神木北）的廢留問題。并根據當地情況寫出《河東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等奏疏，同時按照新政的要求在當地興利除弊。他遞呈《論麟州事宜札子》，認為應保留麟州，開墾荒地以種植糧食，最終使麟州每年可得糧食數百萬斛[hú]。
出使河東回京后，保州發生兵變，歐陽修受封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前往保州平息事端。臨行前，仁宗特地召見歐陽修表示他不要在保州久留，有何想法可以隨時進諫。歐陽修表示他為諫官時可以直言不諱的議論國事，但如今再這樣做，已經超越了現今職位的范圍。但仁宗仍舊表示他不論在朝中，還是地方，都只管大膽諫言。歐陽修平定叛亂后，將私納婦女的通判馮博文逮捕下獄，將領李昭亮見此，擔心自己私納婦女的事跡被揭發，便將納來的婦女放回。兵變時，部分士兵為了不被殺害，便接受了朝廷的招降，結果還是被殺。另有兩千被迫參與的人，本該分發給各郡去管束。但宣撫使富弼擔心這些人再生變故，便準備殺死這些人。歐陽修得知后表示他們本就是被迫參與叛亂，而且已經投降，這不是朝廷的命令，若是有一個郡縣不肯服從，便會再生事端。富弼聽后醒悟，沒有殺掉他們。
再貶地方
隨著改革的深入，毀謗新政的言論也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慶歷五年（1045年）正月，反對聲愈加激烈，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等新政的核心人物相繼因被誣陷私結朋黨被貶，慶歷新政最終宣告失敗。歐陽修時任河北都轉運使，他一面“自劾乞罷”，一面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表示自古以來小人陷害賢臣，都只需指責忠良的人聚眾成為朋黨。因為君主最忌諱專權，所以用這種說法便可以擊垮賢臣，讓小人彈冠相慶，敵國喝彩。此后，那些反對新政的人更加憎恨歐陽修，還借歐陽修的孤甥張氏因罪入獄的事情，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攀扯歐陽修與張氏有私情。最終歐陽修被降職為知制誥、滁州知州。任職滁州時，他在此自號“醉翁”，寫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記》，還寫下不少歌詠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詩篇，如《啼鳥》《田家》《畫眉鳥》《寶劍》等詩文，除卻托物抒情外，表達了他雖被貶地方，卻仍心系國家、關注民生之情，以及將政治的不得意寄情山水之間的曠達情懷。
慶歷七年（1047年）十二月，朝廷借郊祀施恩，將歐陽修晉升為上騎都尉、開國伯，食邑三百戶。次年正月，改任揚州。兩年后，歐陽修以目疾為由，自請移知潁州（今安徽阜陽）。皇祐二年（1050年）三月，到達潁[yǐng]州。他一方面欣賞當地風土人情，一方面關注地方的百姓民生、社會狀況，寫下了《采桑子》十首、《食糟民》等作品，對辛苦種地卻仍舊忍饑挨餓的農民給予莫大的同情。為官方面，他本著“節用以愛民”的精神，實施寬簡政治，減輕百姓負擔，緩和階級矛盾，并且繼續宣傳、肯定新政，維護政治改革和改革派的聲譽，并撰寫了一系列文章，總結反映了新政的具體情況。四月，轉禮部郎中，八月，復官龍圖閣學士。
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歐陽修被調往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兼南京留守司事。朝廷派人前往南京審察歐陽修為官情況，得知因歐陽修嚴明廉正，民間稱其為“照天蠟燭”。仁宗因此將歐陽修召回京城，打算委以重任。但在皇祐四年（1052年）三月，其母親去世，歐陽修回鄉丁憂，未能成行。五月，范仲淹去世，歐陽修不懼守舊派的攻訐為其撰寫《神道碑銘并序》《祭資政范公文》以示悼念，為范仲淹的受誣、新政的成難廢易扼腕嘆息，斥責守舊派的“不仁”行為。守喪期間，歐陽修潛心著術，先是整理蘇舜欽文集，編成十卷，并作《蘇氏文集序》。同時，投入大量精力編撰《新五代史》，于皇祐五年（1053年）完成初稿，他將書稿寄給好友梅堯臣、徐無黨等人，并參考他們的意見，開始了漫長的修改工作。
回到京師
至和元年（1054年），歐陽修服喪期滿回到京師，面見仁宗時，仁宗因看見他的白發，還對他撫慰有加，并下召令歐陽修擔任流內銓[quán]的官職，職能是掌管九品以上官吏的選調工作。歐陽修上任后，提出要改變貴族子弟霸占寒門子弟有可能擔任的空缺職位，得到了仁宗允許，但該主張觸及了貴族的利益。這些人害怕他再次起復，便向仁宗進獻讒言，因宰臣劉沆的請求，仁宗只是命他出任同州知州，以翰林學士身份與宋祁同修《新唐書》。次年八月，以假右諫議大夫之職，攜帶宋仁宗畫像，前往契丹慶賀遼興宗母親生辰，適逢遼興宗逝世，便改為賀登位國信使。繼位的遼道宗因為歐陽修才名顯赫，特地安排四個顯貴臣子主持宴會。嘉祐元年（1056年）二月，歐陽修回到京師，進獻《北使語錄》。之后任職太常寺兼禮儀事、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監督三司事務。當時，京師遭遇水災，歐陽修遞呈《論水災疏》和《再論水災疏》，并舉薦包拯、呂公著、王安石等有才能的人，希望朝廷任用。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仁宗特賜御書“文儒”二字，令歐陽修擔任禮部貢舉的主考官，他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當時的學子崇尚“太學體”，文章多使用生僻字，具有險怪艱澀的特點。當時有考生的考卷開頭寫著“天地軋，萬物茁，圣人發。”意思是說天地交合，萬物產生，然后圣人就出來了。這類文章看似古奧，實則別扭。歐陽修向來提倡平實文風，所以對這類艱澀的文章拒不錄取。放榜時候，那些寫“太學體”的考生發現自己居然沒有被取中，紛紛在街上攔住歐陽修起哄抗議，但考場的文風從此大為改變。歐陽修愛才力薦，利用其知貢舉的身份舉薦人才，當時幾乎所有著名的文學家都曾得到歐陽修的幫助。蘇軾、蘇轍、曾鞏、程顥等便是在此時被錄取，他們延續了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接到任命的他隨即上疏《辭開封府札子》，希望修成《新唐書》后，能夠外任地方，未獲允準。雖請辭不成，但他仍恪盡職守，將京師治理的井井有條。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新唐書》修撰完成，歐陽修任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當時河北發生了水災，歐陽修借此機會上奏說這是由于皇帝治國三十四年還沒有立太子的緣故，請求立宗室子為太子。后來封立英宗，便是源于此時。
入值中書
嘉祐五年（1060年），十一月，歐陽修升任樞密副使，次年（1061年）八月轉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自此得以位列宰執。任職樞密院期間。歐陽修與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國各地的軍隊數量、駐軍情況以及地理位置的遠近，打算重新繪制軍事地圖與士兵名冊。并對出現的問題進行處理，如邊境有出現軍隊缺少的情況，及時補齊。他與韓琦一同輔理朝政，將有關軍隊、百姓、官吏以及國家財政利益這類的關鍵資料整理成冊，列出大致條目，需要時則可及時查詢。嘉祐七年（1062年），52歲的仁宗仍舊沒有誕下兒子，且未立儲君。歐陽修與韓琦多次上疏勸諫，仁宗最終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的兒子趙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這年，歐陽修將多年收集的金石碑帖加以整理，集為《集古錄》。同年九月，歐陽修進階正奉大夫，加柱國，并賜號推忠佐理功臣。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去世，英宗趙曙繼位。登基之初，英宗身體不適，曹太后代為處理國事。身邊侍奉的宦官不愿侍奉病情反復的英宗，遂搬弄是非，傳播謠言，使英宗和曹太后之間不和。歐陽修便進言勸解曹太后，昔日曹太后處理溫成皇后的事情尚且應付自如，如今天下人都因仁宗遺命而擁戴英宗，我們這些文臣都不敢有異議。曹太后沉默以對，改變了想法。歐陽修又勸英宗要以堯舜為表率，克守兒子的本分。英宗聽了也不再計較，與曹太后的關系有所和緩。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想要侍奉自己的生父濮王為皇考，大臣都認為應尊稱濮王為皇伯，群臣為此爭執不下。最終在次年正月，歐陽修起草尊濮王為皇考的詔書得到太后簽押。御史呂誨等人就此事詆毀歐陽修，雙方爭執不休。蔣之奇與歐陽修言論一致，得到歐的提拔，呂誨等被英宗貶逐。濮議之爭告終，但與歐陽修在此次事件中持相反意見的官吏們卻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逝世，神宗即位。當時歐陽修的妻弟薛宗孺舉薦的官員崔庠[xiáng]因貪贓枉法被拘捕，薛宗孺因舉官不當被彈劾。歐陽修不僅沒有出言解救，還表示不會因為是親戚而免去他的罪責。薛宗孺因為官職被免而心生怨恨，四處傳謠，聲稱歐陽修與長媳吳氏關系暖昧。與歐陽修素有仇怨的集賢校理劉瑾得知后，將謠言添油加醋后告知監察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告知下屬蔣之奇。蔣之奇為了撇清和歐陽修的關系，連夜寫下彈劾歐陽修的奏章。奏章傳到樞密院，歐陽修得知后氣憤不已，接連遞呈多份奏章，如《乞根究蔣之奇彈疏札子》《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札子》等，聲稱希望將此事交由外庭查處，查明流言虛實，再予以定罪。三月，即位不久的神宗派人去查問此事的來龍去脈，卻查出只是謠言，沒有任何實據，蔣之奇等人遂被罷黜。歐陽修因此意識到自己生性耿直，不懂避難，在朝中積累太多怨恨，才招致誹謗構陷事件。于是連上六表，乞請任職地方，最終以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書的頭銜出知亳州（今屬安徽）。歐陽修在就任途中寫下《再至汝陰三絕》，透露出他希望留在潁州、解官歸田的心情。熙寧元年（1068年），歐陽修又多次上表，乞求致仕，神宗皇帝不允，于這年八月任命其為兵部尚書、改知青州知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
晚年逝世
熙寧三年（1070年），歐陽修在青州（今山東益都）為官。這年，因思念父母，懷念家鄉，他在此寫下被譽為“千古至文”的《瀧岡阡表》。同年，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歐陽修認為其中的青苗法于民生不利，接連上疏《言青苗錢第一札子》《言青苗第二札子》，對青苗法提出異議，并擅自命令京東東路各州軍停止發放“秋料青苗錢”。朝廷不僅沒有處罰，還于四月，任命其擔任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歐陽修不以為喜，連呈六道《辭宣徽使判太原府札子》請辭。歐陽修遂復為觀文殿學士、知蔡州（今河南汝南）軍州事。赴蔡州途中，歐陽修寫下《六一居士傳》，表達了自己無意政治，醉心讀書、集錄、彈琴、弈棋、飲酒的人生態度。
熙寧四年（1071年）年，歐陽修因不認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遭到王安石詆毀，再次請辭，于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的身份致仕。此后歸居潁州（今安徽阜陽），偶與友人飲酒賦詩，大多時候在家中整理舊日著稿。
熙寧五年（1072年）七月，歐陽修親自將《居士集》五十卷編定完成，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修舊疾并發，逝世于潁州家中。宋神宗賜其為太子太師，謚號文忠。后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劉村（今新鄭市辛店鎮歐陽寺村）。之后，宋神宗追贈他為太尉、太師、康國公。宋哲宗追封他兗[yǎn]國公，宋徽宗又改為秦國公，再改為楚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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